更危险的是，经济转型加剧了城市与乡村的裂痕。我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农村，那里曾是农业和轻工业地区。后来我搬到加州，感受到沿海精英对中部乡村的强烈偏见。当我在威斯康星时，我以为沿海的“聪明人”一定比我们强得多；但到了加州，我发现他们不仅不喜欢我们，甚至鄙视我们。这种城乡对立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和社会认同上的，构成了当前美国社会的重大隐患。

我们的城市正变得功能失调。以纽约为例，一位候选人竟然以“市属杂货店”为竞选纲领，实质上是在重塑21世纪的“面包线”。西雅图的情况更离谱：微软和亚马逊高管居住的选区选出一位主张将这两家公司国有化的市议员。在旧金山湾区，我生活在一个功能失调和崩溃的“震中”，有无数治理失败的故事。法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吉约伊在他的书《精英的黄昏》中分析了这种现象：在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中，农业或制造业经济需要资源分布在全国，因为自然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但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集中在城市，像硅谷这样的地方吸引了大量软件开发者，推高房价——一栋房子要300万美元。